全球事例剖析生物公民身份的推广方向

原标题：全球案例分析：生物公民身份的推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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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先生是一名53岁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黑人，是在受到创伤后所产生了应激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并于美国洛杉矶的一家社区心理健康诊所当了三年病人。他在与其他人交往时总会觉得十分麻烦，因为他会“坚信”这些人是在谈论他并密谋伤害他。

他小时候曾是虐待行为的受害者，成年后也时常遭受暴力殴打。从青春期开始，他就听到声音告诉他要自杀或使用毒品。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遭受这些声音的“迫害”，他必须一直努力地保持清醒。并且由于担心会与他人发生争执，他总是会避开了拥挤的街道，就连睡觉他也只能够在室外，因为那充满人群的避难所很可能会导致他情绪失控。而唯一幸运的是，P先生有资格获得包括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住房和就业专家等团队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跟着时间的流逝，他和他的精神科医生找到了可以减轻症状的药物治疗方案。他的睡眠改善了，偏执的情绪也逐渐消退，他变得更具社交互动性。但是话虽如此，他仍然很难找到工作……为了生活，他决定申请当地的公共住房和SSI（增补保障SSI与社会残疾保障保险SSDI是美国联邦政府最主要的残疾福利项目）。

但是P先生对他的SSI申请感到担心，即使SSI的收入十分微不足道，但是却足够帮助他获得稳定的住房。

而结果也正如P先生所预料的，他的临床团队完整的记录下了他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减轻症状和孤立感以及改善稳定性和社交功能）所取得的进步和进步，并且在对跟踪图表进行诊断之后做出了合理的评估——P先生的精神状况已经完全恢复。

随后，P先生的SSI申请也被告知拒绝，原因是这一项申请的负责人察觉到P先生曾进入过精神病院进行相关治疗，并且临床笔记显示他的情况已经好转。

SSI的申请失败，让P先生开始做出了一些反常的行为。虽然他的精神状况已经确认恢复正常，但是他开始接触酒精以及可卡因，并因此而住院。入院后P先生向他的精神科医生强调：“我一点都没有好转，而且永远也不会，绝对不能再说什么我已经好转了！”并且要求补充用药剂量，强调自身的状况非常的差。

P先生还告诉精神科医生：“我想让你知道，我没有好转，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好转！永远不要写信，我会再好起来！”他要求增加用药量，并强调自己做得很差。这使得他的临床团队不得不进行讨论，谈论的中心则有三点：P先生是否因为文件记载的“情况好转”而被拒绝SSI申请，他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为了获得SSI而进行了夸大，以及如何最有效的帮助P先生。

案例分析：生物公民身份

P先生的案子实际上代表着美国“生物公民身份”所引起的复杂情况，即基本社会福利的限制仅限于符合生物医学残疾标准的人。

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的社会政策已经从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向，转变为对社会福利采取“自由市场”的方式。从1980年代开始的美国福利政策改革以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和解法》达到高潮，该法案以具有更严格资格标准的计划（针对有需要儿童的临时援助）代替了主要的联邦福利计划，即“对有抚养子女的家庭的援助”。终身福利上限为5年，并且必须参加工作。

同时，针对没有家人的成年人的一般援助计划，州和地方福利计划也大幅削减。非残疾人福利的减少使联邦残疾人福利（SSI和SSDI）成为政府对贫困成年人的最后实质支持，这些计划会使用严格的审核规范来确保效率。

生物公民身份

生物公民身份是社会福利制度下的福利和服务权利，在该制度中，对资源和获得护理的要求取决于特定的生物学状态，例如是否正处于遭受伤害或疾病状态。在美国，生物公民身份不仅使医生成为保健服务的看门人，而且还能决定美国人可否获得社会福利。

从生物公民身份的角度来看P先生的案子，可以清楚地表明，医生是美国剩余的最强大的社会福利福利的看门人。该案例凸显了与医生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患者倡导者的双重角色，以及临床文献在获取社会福利利益中的双重角色有关的紧张关系。

临床文档旨在跟踪患者的病情并将治疗计划传达给其他临床医生，但是社会福利系统现在将此类文档用于其他目的。P先生的图表受到了寻求出具恢复目标进展情况的资助者以及寻求残障证据的社会保障署的审计。

要知道，残疾津贴是对弱势群体的有力干预手段，有可能使人们获得住房、粮食、保健和社会服务等基本条件。医疗补助福利通常与SSI资格相关，而医疗保险福利则与SSDI相关。SSI和SSDI支出虽然很大，但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因为适当使用这些收益可以有效的预防严重的医疗危机导致人们无家可归。

然而，将福利与残疾联系起来的福利制度，通过向患者提供只有在“保持足够的残疾”的情况下才提供关键服务的机会，就有着极大的可能产生了不正当的激励，而意识到这些风险和塑造出降低风险的社会环境将可以增强医师的能力。

临床意义

生物公民身份的中心性，意味着满足特定医学标准的患者会获得政府或非政府的援助，而其他患者则因为他们“身体健全”而被拒绝，即使不稳定的社会状况损害了他们的健康。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正常的看到，那些遭受放射线辐射污染地区的人群、那些获得艾滋病治疗的人群以及那些需要为成瘾或遗传疾病服务的人群等等。

基于这样的情况，慢慢的变多的临床医生认识到，这样的举措对贫困患者进行医学诊断的风险慢慢的变大，或许我们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这些患者。

1、医生可以为患者倡导福利。

医师可以调解他们的贫困患者与残障人士福利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将对这一角色的了解纳入他们的决策。但由于在患者的基本需求无法满足时也将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因此必须与社会福利机构合作并为患者的福利进行倡导。

因为只有医师签名的声明才能证明患者的医疗状况不佳，所以医师要直接参与SSI申请过程，并且需要以既支持患者康复又获得必需资源的方式准确地描绘临床相关细节。

在临床笔记中，医生可以明确说明患者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他们从事竞争性工作。同时也要特别声明，凡归因于药物滥用、个性或治疗不依从等问题的患者都将不符合SSI的资格。

2、医师可以与跨专业领域的同事和患者合作。

患者在导航健康和社会福利官僚机构方面获得专业相关知识。P先生请他的精神科医生支持他的SSI应用程序，并根据他对拒绝福利的潜在原因的理解提出图表建议。他的团队本可以更有效地协作，以整合他们的知识和P先生自己的知识。此外，医疗法律合作伙伴关系还可以为患者面临的问题（包括残疾福利）提供法律专业相关知识。

3、临床医生能够正常的使用残疾津贴作为治疗干预措施。

过去40年的政策转变伴随着广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转变，朝着在自由市场中重视个人主动性和赋权的方向发展，同时又将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制度视为剥夺病态依赖的“贫困陷阱”。

某些公共精神卫生系统中的决策者已经采用了这种观点，他们担心提供精神卫生服务可能无意间助长了对精神卫生系统的持续依赖，而不是促进康复。

P先生的团队赞同这些保留意见，但是他的案子得重新评估这些假设。他的社会孤立和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加剧了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但团体正在建立关系为他寻求康复，而残疾津贴将是支持他康复和自治的治疗性干预措施。

4、医生应提倡那些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选择。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主张从社会安全网向社会保护底线转变，为所有无法获得足够收入的人们提供一套基本的社会保障保障，无论他们的健康状况或残疾状态。

这些计划通常涉及基本收入补助金，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试行。它们相比于“残疾和医学诊断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更具包容性，并且不那么带有耻辱感。

临床医生能够最终靠动员其专业组织并通过对患者、学生和同事进行教育来倡导这些政策。

个案跟进

精神病医生没有听从P先生的建议，即“增加药物剂量”并强调“他的状态多么糟糕”，而是强调了精神病干扰到P先生寻求和维持竞争性就业能力的方式。他写了一封信给P先生，以提交他的下一个SSI申请。P先生的SSI案件负责人与他一起重新申请工作，并陪同他进行了面试，最终P先生获得了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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